沈宗灵在1983年出版的《现代西方法律哲学》中全面讨论了三者关系。
必须依靠和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法治社会建设，推进基层和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深化多层次多领域法治创建活动，引导和保证城乡基层群众依法自治，推动社会组织依法自律。[72][美]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赵荣美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79页。
无论是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还是作为依法办事的原则，法治最终要表现为一种秩序状态。一要切实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立法工作全过程，确保立法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法治专门队伍主要包括在人大和政府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在行政机关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在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从法制到法治，以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这不仅是提法上的变化，更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标志着我们党在法治认识上的飞跃。[46] 那么，就当代中国而言，如何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习近平同志以一个逻辑严整、内涵深邃、立场鲜明的理论命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即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因此，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制和法治不是孤立的两个概念，而是在历史逻辑上相承接、在实践逻辑中相交叠、在理论逻辑上相递进，展现出中国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完美蜕变。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因为以上这些问题在法律上原来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需要进行权利和规范的创造，这就势必增大法律判断的流动性和暂时性。
拿破仑法典颁布之后，整个法国的司法体系都强调必须严格适用法典，这无疑是具有决定论倾向的。罗尔斯对OP曲线的具体阐明，参见[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7-80页。实际上，不论是欧陆成文法传统，还是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英美法释义》以后的英美判例法传统，法教义学的理想目标都是参照近代科学的原理，建立起一套公理体系，使得法律规范具有森严的效力等级，并可以逐层进行还原化处理。一般而言，在对一个目的存在复数的手段选项的情况下，需要找出一个最优的手段、一个最优的解决问题方案，这是一个决策最优化的问题。
显然，这样的民事审判具有一定的概率性，这里所展现的，也正是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不断增强的社会中司法制度演变的一种趋势。那么，这对未来的法律制度设计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如前所述，司法实践其实本来就潜伏着概率思考，比如法官的自由心证对于判决的影响，当事人双方叙述的故事也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导致不同故事之间的说服力竞争，竞争导致的结果当然不是确定的，具有一定的盖然性。
三、侥幸均等正义论的思考实验 不确定性、概率与盖然性问题与资源分配、特别是基于运气的角度来理解公平的资源分配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法哲学与法社会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在考虑法律与概率的关系之际，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还是偶然的去随机化处理方式，而从司法系统来看，此处的关键正在于程序与议论。自由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埃利希（Eugen Ehrlich）提出了与国家的法律相对应的活法理论以及自由的法律发现新口号。1981年，德沃金发表了一篇题为《资源的平等》的重要论文，后来收入他的著作《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31]由此看来，德沃金对罗尔斯深层次理论的理解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35]显然，这与之前那种无差别的天赋人权理论有较大的差异，而且为个人选择偏好的不同及其承担后果和风险的不同保留了空间。（② 不确定性与风险问题） 在非确定性问题之外， 法律还不得不面对不确定性与概率的难题，与之紧密关联的是作为风险治理术的法学。与演绎逻辑的形式类比表明，主观概率（除了概率演算的限制外）并非需要确定的指派规则。
在此意义上，卢曼曾对风险和危险这两个概念做出区分：一种是在有些场合或许产生的损害被认为是决定的后果，因而归咎于决定。参见[日]龟本洋《审判与科学的交错》，载《岩波讲座·现代法的动态》第6卷，岩波书店，2014年版，第47页、[日]津田敏秀、山本英二《疫学的因果关系》，同书第99-102页。
与此同时，法律秩序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在日益增大。[37] 德沃金曾就此参与过数次论战，关于德沃金的理论设计及其批评，特别是围绕侥幸平等主义的主要批判，参见Elizabeth 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No.109 (1999) pp.287-337. Marc Fleurbaey, Egalitarian Opportunities, Law and Philosophy ,Vol.20 (2001) pp.499-530. Robert van der Veen, Equality of Talent Resources: Procedures or Outcomes? Ethics, No.113 (2002), pp.55-81. [38] 关于法律不确定性问题的控制以及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制度设计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季卫东：《法律议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
众所周知，在司法流程的运作中，特别是在新程序主义的语境下，诉讼程序的规则是确定的，但它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诉讼在本质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盖然性，存在败诉的风险，而逐步展开的程序正可以化解非确定性、给既定的事实和判断逐一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而起初的预期不确定性也逐步被吸收消化。再者，求得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概率，即条件概率。另一种场合是或许产生的损害被认为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即归咎于环境。[33] 图三 罗尔斯的OP分配曲线 罗尔斯的OP曲线基于互惠性而提出了资源分配的几种理想类型，囊括了功利主义、纳什均衡在内的各种情形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差别原则的要义，堪称精彩，但这个图形本身却并未提供立法指针，而只是提供了对处于有利位置的阶层或群体进行道德说服的逻辑或者修辞，至多只是提供了个人行为的规范性指针。[4] 如果对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有所了解，会发现这里表述的形式可能与通常有所不同：实际上，根据计算单位及条件设定的不同，方程式的表述方式也会有变化，图一显示的是其最常见的表述方式。相比之下，摇号方式则是简单的抽签，犹如凭借运气的赌博，这就很难反映市场交换和价值兑换的机制。
[36] 另外，此处还涉及个人特质或心理倾向所导致的补偿自然劣势的保险方案问题，对此进一步的展开，可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1-96页。对以上一系列的问题，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探讨。
现在，妒忌检验得以通过。而且，德沃金对竞标的结果是确立了价值判断标准的，不是以形式上的、客观的结果平等为标准，而是以带有主观性的羡妒测试（envy test）作为判断标准：在这个缓慢的（拍卖）过程结束之际，人人都表示自己很满意，物品各得其主。
最后，立足法律实践与法律制度设计总结了概率之于法律决策的可能影响。中国的崛起、英国脱欧、美国对既有全球化体制的破坏性重构，都成为这里的动因。
最近三十几年来，这个话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主要的缘起是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这本书的出版。至于选择运气，是个人选择而导致的结果，需要自我承担责任。此种还原化处理，最终将法律还原到最根本的规范，即自然法。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决策，首先要对概率或不确定性的现象进行预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考虑社会治理和法律判断。
税率是高是低，税种针对哪类对象，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源分配，当然也是负担分配。它由俄罗斯数学家柯尔摩戈洛夫（Andrey von Kolmogorov）提出，并根据三个公理来做出定义，这里涉及到上文波普尔所提到的倾向性解释。
利益法学强调法官应该对法律采取一种有思想的服从态度。由于这个想法是拉普拉斯首先提出的，所以又叫作拉普拉斯方法，是不确定型决策的准则之一。
当然，反复调整是有成本的，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德沃金的思考实验没有涉及，他的理论实际上假设了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但形而上学的决定论主要是基于对宗教性真理的确信，而后者是无法通过理性或经验来检验的。
因此，法庭诉讼上因果关系的证明本身也是具有盖然性的。狭义相对论体现出了科学思想范式的变化。与近代法学类似，近代科学强调的是自然法则以及人对自然法则的探索和发现。德沃金把选择自由与责任自负的理念嵌入关于平等以及公平分配的正义理论之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也非常符合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
[1]培根特别反对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率性而为，孟德斯鸠也持有类似观点，他提示了严格乃至机械地适用法律的法官人物像，认为法官乃法律之喉舌，只能发出法律的声音，不能扩大法律所包含的内容。统计概率在现代社会应用得非常普遍，由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提出。
理解入险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纳税的意义，因为公民通过小额定期的纳税可以获得巨大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但不可否认，司法实践还是先天地存在非确定性的问题。
从法律功能的角度来观察近代法律思维和制度设计的决定论特征，可以发现最重要的是通过法律运作的确定性，尽量实现社会活动的可预测性、可计算性，最终使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能够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法为了从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具体行为的映象中解脱出来，为了具有更抽象的概念性质，需要实现内在于概念性质之中的选择作用。
